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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智庫:軟實力不能光靠數量

時間:2014-02-08 17:11來源: 騰訊網 作者:王楊 點擊:
盡管中國智庫數量很多,不過真智庫數量、質量皆有限 從蘭德公司搶中國智庫生意說起 一說到全球著名的智庫,蘭德公司絕對赫赫有名。比較不為人知的是,蘭德公司也有中國雇主。他們為海南、江蘇、天津和廣東等地的一些政府部門做過調研報告。例如,當初為了迅

       盡管中國智庫數量很多,不過“真智庫”數量、質量皆有限

  從蘭德公司“搶中國智庫生意”說起——

  一說到全球著名的智庫,蘭德公司絕對赫赫有名。比較不為人知的是,蘭德公司也有中國“雇主”。他們為海南、江蘇、天津和廣東等地的一些政府部門做過調研報告。例如,當初為了迅速地發展海南省的經濟和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他們曾為海南省提出了改組財政系統、改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等方案。事實上,在業內人士看來,蘭德公司這個“外來和尚”做這些研究先天不足,畢竟是美國智庫,很多東西出于“安全”考慮會有限制。另一方面,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相關統計資料顯示,中國智庫機構約為2500個,研究人員約3.5萬人。為何這些沿海省份舍近求遠呢?

  09年的時候,蘭德公司總裁湯姆遜曾經來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國并沒有類似蘭德這樣的綜合性智庫,即研究領域也很廣,每個領域的專家又能研究得很深的機構。比如蘭德在物流、能源、軍事等諸多領域都做得很深,但涉及的領域又遠不止這些方面。”這其中,除了強調綜合性之外,也有強調實用性的意思。

  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兩點:第一,智庫其實就是提供公共政策的,社會有這樣的需求;第二,中國的智庫在提供公共政策上似乎能力還有欠缺。這是為何呢?

  被“搶生意”的中國智庫短板:不夠獨立導致不夠深入,缺影響力、公信力

  什么是智庫呢?英文叫“think tank”,有人也把它稱之為“思想企業”,專門制造思想產品的。這種“企業”有一個特點就是獨立。盡管它可能從政府、財團獲得經費,但獨立于二者。所以,一些新聞報道中把中國古代的“門客”、“謀士”拿來和智庫類比并不妥帖。真正的智庫其實和官方體制內的政策研究機構不相同,是個“舶來品”。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資料顯示,中國的民間智庫只占5%。而這些機構一般很小。難有影響力。絕大部分智庫都是官方、半官方背景的話,因為經費的依附等因素,很容易走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國外智庫管理體系研究”課題組所做《新時期加快我國政策咨詢類智庫建設的建議》就說得很明白,“國內智庫的主體是各級黨政組織主辦的研究機構,針對特定問題及其所提政策建議的討論,缺乏不同群體的深入參與,公信力不夠。”另外,在一些報道中也提到,由于擔心自己的建議不符合相關部門意見,怕影響到“前途”,一些智庫不夠中立。

  所以,前不久,在人大舉辦的一個關于智庫的研究會上,許多與會者都同意,大多數研究機構,甚至可以說,99%的研究機構可能都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智庫。

  可在現代社會,智庫對推動公共政策的制定很有作用

  智庫能提供思考公共政策的理性工具,而非一個簡單的“復興指數”

  中國有過這樣的智庫報告內容:“中國2049年超越美國”、“中華民族復興已完成62%”……讓人覺得不明所以,甚至覺得智庫無用。實際上,智庫的確會提供一些數據,而依托在數字背后的,卻是解決有關公共政策問題的工具。

  在加拿大有一個非常出名的智庫叫費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該研究所的口號就是,“如果重要,就去量化它”。因為這個研究所認為,在很多有關公共事務的爭議中,人們總是困于眼界,依靠自己所看到的東西來發表意見,如果能夠幫助人們全面考慮問題,那么許多爭吵就無必要了,容易達成共識。

  例如,費雷澤研究所曾發現,加拿大在擇校問題上爭議很大,莫衷一是。而家長作為納稅人,也對公共財政能為孩子提供什么樣的福利很關切。所以,從1998年開始,費雷澤研究所就通過很詳細的數據,發布加拿大幾千所學校的教學質量報告,除了綜合實力排名外,甚至還細化到每一科的能力上。這樣大規模的發布很快引發反響,受到壓力的政府部門也跟進改變了一些教育政策。至今,這份報告還是加拿大影響最大、最權威的學校質量指南。

 

    在費雷澤研究所的網站上,提供詳盡的學校排名,還有比較工具,可以任選六家以內學校比較

  另一種工具更加地高端。它不再是解決具體問題的,而是系統地研究公共事務的。比如在社會調查中有一個方法叫“德爾菲”法,就是在智庫研究中得到發展、發揚的。這個方法克服了在專家討論中經常發生的專家們不能充分發表意見、權威人物左右其他人的意見等弊病。結果被運用于許多社會公共事務的研究中。

  所以,智庫提供的,其實并不是一份份枯燥的報告和數字,相反,它是和人們的公共生活休戚相關的。而智庫所帶來的恰恰是公共事務討論中的理性。這樣的理性,由一個獨立的第三方組織提出最為合適,也更容易達成共識。

  智庫能提供科學方法下的研究成果,公共政策受惠于此不是一時、一地的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智庫缺失長遠、戰略性的眼光。另一方面又被指大而不當,基本是一些宏觀的東西,缺少事務的細分。例如在賓大的《全球智庫報告》中,在教育、環保等熱點領域的單項排名中,中國就無一入榜。那么,智庫到底能夠提供什么具體的政策呢?

  最著名的例子大概就是美國蘭德公司在上個世紀80年代進行的“蘭德醫療保險實驗”了。這個實驗在1974-1982年間持續了八年,耗資8300萬美元。目的就是為了設計最為合理的醫保方案。因為在當時,病人在醫保上應不應該,應該有多少的自費比重已經引發了曠日持久的爭論,一方面,涉及到公共財政的浪費問題;另一方面,又涉及到病人健康問題。所以美國政府委托蘭德進行了實驗。為此,蘭德公司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小型保險公司。最后,蘭德公司歷時八年的實驗結果是,部分自付的保險方案能夠顯著降低衛生服務使用和衛生花費,但和被保險者的健康狀況關系不大。這個實驗至今被認為是社會保險問題上最為著名、影響最大的一個實驗。許多公共保險政策的制定都參考了它。

 

    在上個世紀80年代,蘭德公司也參加過中國的農村醫療保險試點項目,研究結果為后來的農村醫保政策所吸納

  看了蘭德公司這個案例,可以發現,一個好的智庫研究成果,其實和藥廠研發新藥是一樣的,要理論、要實驗、要數據,蘭德公司這個保險實驗一點不比著名的“大規模隨機雙盲實驗”輕松。最后生產出來的“藥”也可以運用很久。

  所以,智庫不光是理論,“販賣”的也不僅僅是思想,而是和公共政策息息相關的方案、工具。如果僅僅是理論知識,那么找大學科研機構就行了,不需要智庫的存在。

  那么,中國智庫還欠缺什么呢

  獨立性、公共性和長遠性缺一不可

  獨立。在提到中國智庫時,“獨立性”是一個會被反復提及的詞語。事實上,智庫就是以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為使命的。就有一個問題了,前文已經講了不獨立的弊病,那要是獨立于、不依附于政府的話,又怎么能讓自己所提倡的公共政策得到實現呢?可以看到的是,和國外智庫將自己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公布出來、并且格外重視自己的媒體影響力不同,中國的大部分智庫都刻意低調。很大程度上這是為了防止高調曝光引發負面效應,反而讓自己的主張不被采納。

  公共。不夠獨立和中國智庫的一個方向有關,都企圖“向上”影響公共政策。而不注意向下交流,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智庫都有這個問題。近年來,不少的專家學者都去國外考察智庫的運行。在一篇關于德國智庫的考察報告中就提到德國智庫的公共性問題。事實上,如果沒有民意基礎,一項公共政策即使被頒布,也不太可能得到良好貫徹。而智庫的繁榮,意味著各種的方案在智庫“市場上”被“兜售”,從而“兼聽則明”。此外,智庫本身并不是以批評為目的才建設的,即使有對政策的合理批評也并非不能忍受。

  長遠。智庫的名聲不是一天兩天就建立的。而抱著建設“百年老店”的決心,智庫才能提供更高質量的產品,而不是短視。問題是,中國的許多半官方或者民間智庫,其實都是以發起人的聲望為中心而建立的,從而得到資源。這樣一來,發起人出現什么問題,就很可能難以為繼了。事實上,智庫要建立龐大的分析樣本和數據庫,離開時間可不行。

  綜上,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智庫的資金來源了。在一些相關分析中會提到智庫應該以市場為導向。不過這個市場不是買賣的市場,而是思想的市場。美國的做法是,好的智庫背后是多元化的捐助,沒有哪一個捐贈人有絕對的份額,從而維持獨立。德國的做法則是主要由政府預算來撥款,同時保證智庫獨立,因為智庫是促進公共利益的項目。

  最后還得學會兜售 “思想產品”

  全球很多地方的智庫每年都會發布一個叫作“納稅人自由日”的數據。這是什么東西呢?是前文提到的智庫費雷澤研究所開發的最著名的一個公共政策工具。一般而言,人們對自己究竟交了多少稅不是特別清楚。這款工具就直接把稅負給量化了,“納稅自由日”指的就是在在一年之中,到了這個日子之后,賺的錢才進自己荷包,之前的都是稅收。該工具被全球很多智庫所用,同時也推動了一些地方稅收公共政策的制定,使其更加合理。如果稅負是一連串復雜的計算和一篇篇枯燥的論文,這個東西實在很難為人理解,而“X月X號”這樣的量化則是一個很好的包裝。另外智庫就會從發布報告、聯系媒體、影響決策者等方面多方位地推銷自己的產品。從中也可以看出,一個好的智庫,會把自己的專業給“接地氣”,尋求最大影響力。

 

(責任編輯:特色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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