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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增收問題研究綜述

時間:2009-12-18 14:07來源:未知 作者:特色研究會 點擊:
福建省特色研究會為2009年省委調研課題《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的研究》所整理的農民增收問題研究綜述,2009年8月。

《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的研究》課題  附件1 

 
農民增收問題研究綜述
 
 
 
一、理論綜述
1、農民增收不長效問題的成因綜述
1)資源稟賦不足論。資源稟賦的先天不足是農民收入增長的首要約束因素。在同樣的社會經濟環境條件下,收入的高低主要取決于生產者所占有的資源及生產要素的多少。作為農民來說,能給其帶來收入的資源和要素無非是土地和勞動力。吳敬璉強調指出,“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人均資源少,中國農民接受的低水平教育是制約其收入的重要原因。李朝林認為,在眾多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中,農村人力資源的質量是農民收入增加的“瓶頸”,農民增收與農民素質的提高息息相關。
2)城鄉二元結構論。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根本原因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壓抑、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使農業生產長期徘徊,短缺與“城鄉分治”的體制形成惡性循環。溫鐵軍認為,農民收入問題深層次矛盾是體制矛盾,即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其將農民封鎖在有限的耕地上,也強化了收入分配的輕農傾向和扭曲。張曉山認為,“三農”問題根本在于扭曲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對“三農”的長期歧視。
3)農民權益缺陷說。杜旭宇認為,農民權益不完整影響了農民收入增長,農民權益不完整體現在經濟權益的缺失、政治權益的缺失和社會權益(包括勞動就業權、遷徙權、教育權、社會保障權以及社會尊重權)的缺失。農民權益與農民組織缺陷是聯系在一起的,代表農民利益的組織缺陷也是農民不能維護權利的原因之一;盛洪認為,一個社會中最大的人群被壓縮了權利,經濟政策就會出現系統性的偏差,這就是中國農民陷入整體性困難的苦難之源。
4)農村勞動力剩余說。陳錫文認為農民收入增長困難的深層原因是農村就業不充分。我國農民增收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恰恰在于向二、三產業和城鎮轉移農業勞動力所面臨的困難。郭書田認為,農村勞動力的出路只有就地消化的基本態勢不改變,其他措施都很難收到增加農民收入的顯著成效。
5)市場化進程緩慢說。許經勇提出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新解———要素市場化受阻,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與農村勞動力市場化滯后和農村土地市場化滯后有關。王德文、蔡日方認為,農民增收的源泉應該來自于市場。因此,在市場體系發揮作用的同時,政府應繼續發揮它自己的作用來改善農民生產環境,規范市場。還有從市場經濟要素(主體、客體、市場體系、宏觀調控和世界市場)角度來探討農民增收困難的,他們認為農民的生產決策以至收入的高低始終與經濟市場化的狀況密切相關,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及時調整生產結構成為農民增加收入的根本途徑。
6)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說。孟麗等學者得出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與農民收入的增長具有較強的相關性:一是阻礙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二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和供給制度扭曲加重了農民負擔。許經勇提出,農民收入不長效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農民“多取少予”,少予的內容包括了農村公共產品。
7)思想觀念落后說。林光彬認為,“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等級制度及其思想觀念影響下的社會運行機制與運行方式,農民一般處在社會等級制度的最底層,處于相對被歧視的地位,,農村處于以城市為中心的邊緣地區,農業則在現代產業發展中處于外圍地位,往往是現代工業發展的犧牲品。“三農”問題還與價值觀取向有關,吳碧君說“:轉型時期,價值觀取向的不同導致了農民內部的貧富分化,具有現代觀念的農民在社會變遷中,能更迅速地改變行為模式,適應社會發展,從而獲得了更多的經濟回報”。
8)農業結構調整滯后說。該學說認為農業結構不合理是影響農民增收的首要因素。張曉山提出,農業結構調整尚未進入戰略性結構調整的軌道,沒有伴之以我國消費群體的擴張,這就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和增長的持續性。有學者提出產業空洞理論來說明問題,認為社會的發育和經濟運行使農業被分割肢解,并且分屬于不同的經濟利益主體,農民對農業產業占有不完整,形成了產業利益獲得的空洞。這也是要從價值鏈條上促進農民增收長效的理論根據。
9)制度性阻礙說。易秋霖指出,制度因素是導致農民收入增長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從土地制度、戶籍制度、農村財政和稅收制度、農產品購銷制度、農村金融制度、農村基層組織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詳細分析了制度的不合理對農民收入的影響;胡鞍鋼認為,“兩種制度”(兩種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公共服務制度、財政轉移制度)的設計安排和延續,不僅導致中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而且也導致城鄉居民公共服務水平過于懸殊。張英紅進一步指出,“兩種制度”實質上是國家對農民利益和權利的嚴重剝奪,是農民長期陷入貧困的一個重大的制度根源。
10)技術進步負面影響說。有學者在肯定了技術進步在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產品供給方面有巨大的作用的同時,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分析了農業技術進步與農民收入增長的弱相關性,認為當農產品需求價格彈性小于供給價格彈性,且供給價格彈性與需求價格彈性之差介于01之間時,技術進步將對農民收入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11)發展階段論。不同階段,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不一樣。彭松華總結為產業交替發展的階段性、城市居民農產品消費的階段性、氣候變化的階段性、農民素質的階段性、國際農業影響的階段性、農村政策的階段性、科技發展的階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階段性、法律體系完善的階段性等對農民增收的影響。
12)綜合因素論。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原因極為復雜,從根本上說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處于轉型時期諸多問題的綜合反映。影響因素有經濟內在因素、經濟外在因素和社會深層因素。其中,經濟內在因素是導致農民增收緩慢的直接原因,經濟外在因素則加重了經濟內在因素的后果,而社會經濟深層次存在的因素則從更深更廣的領域制約著直接因素和間接因素。影響因素有宏觀層面的,也有微觀層面的。
2、促進農民增收長效的思路與對策研究綜述
1)技術革命論。將來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出路,最終要靠科技來解決。蔣和平認為,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農業,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性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翟虎渠認為,要依靠加快農業科技創新來構建糧食安全與農民增收長效機制。還有人從信息技術角度分析農業信息化對農民增收的重要作用。
2)城鄉統籌發展論。陳錫文提出,用城鄉統籌的眼光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不可能封閉在農村的內部解決,要和城市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城鄉統籌的格局。張紅宇、馬寶成等認為,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發展和深化農村改革是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主要內容包括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教育制度、現代就業制度、現代公共服務制度、新型社會保障體系、新型戶籍身份制度和公共財政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制度體系。
3)非農化帶動論。樊綱認為,中國農業問題以及農村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工業化,即農村人口就業的非農產業化或稱農民的非農產業化。因此,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舉措和基本保證。
4)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論。林毅夫認為,應該動用財政力量,在全國范圍內發起一場以實現農村自來水化、電氣化、道路網為核心的新農村運動。徐祥臨也認為,當前供求關系發生了變化,農民增收的三條基本渠道即發展商品性農業,興辦鄉鎮企業和進城務工,對農民增收有一定的局限。因此,必須開辟農民增收的第四條渠道,即政府應大規模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投資,增加農民收入進而提高農村的購買力,產生農民增收的乘數效應。   (責任編輯:特色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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